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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1）4期     总第32期      刊号：校内（部）012

中共泉州师范学院委员会宣传部            　　2011年3月4日

编者按：近期，突尼斯、埃及、阿尔及利亚、伊朗、巴林、也门和利比亚等国发生了反政府游行，国际社会对北非和中东地区有关国家的紧张局势持续关注。为方便广大师生了解当前北非和中东形势，我们从《瞭望》、《人民日报》、人民网等媒体摘录部分文章，供大家学习参考。

◆ 刘水明：且看美国在中东“变脸”

“变脸”是中国多个地方剧种表演的特技之一，尤以川剧最为著名。

最近一个时期，因各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中东一些国家相继发生“政治地震”，先是突尼斯国家政权被民众骚乱冲垮，接着18天的埃及动乱为穆巴拉克近30年的强势统治画上句号。眼下，这种剧变的“外溢效应”还在向其他阿拉伯国家扩散，引起世人关切。中东乱局蔓延的速度之快令世界惊讶，而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其面孔变幻频率之高，与川剧中的“变脸”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样令人愕然。

埃及是阿拉伯国家的领头羊，也是平衡中东格局的“稳定器”，穆巴拉克曾是美国的“朋友”，他对美国的大敌——伊斯兰极端势力毫不妥协，予以严厉打击；他对美国稳定中东的基石——阿以和谈坚信不疑，积极斡旋调停。当开罗刮起“街头政治”风暴时，美国开始力挺穆巴拉克，副总统拜登还公开称其为“可靠盟友”；随着事态发展，美国呼吁埃及“稳定过渡”，直到9月份总统选举；眼看游行示威愈演愈烈，穆巴拉克无法控制局面，美国总统奥巴马亲自走上前台表态：穆巴拉克应该下台，而且是立即下台。美国政府见风使舵，甚至落井下石，在紧要关头抛弃穆巴拉克的绝情做法，不仅使美国在中东的其他盟友感到寒心，也使他们进一步认清了美国中东外交的实用主义本性。

主导中东事务，是美国延续全球霸业的关键环节之一。中东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界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那里还是世界石油和天然气的主产地。2009年，中东地区累计探明的石油储量达1032亿吨，占全球总探明储量的55.6％。正因为如此，“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都信奉“谁控制了中东和它的石油，谁就拥有世界”的说法，投入大量资源苦心经营中东，其惯常策略是在充满敌意、战乱不息的中东地区“两面下注”。如一方面不惜血本全力支持和扶植以色列，以达到威慑中东其他国家的目的；另一方面又以盟友关系拉拢一些伊斯兰国家当权者，使其成为推行中东战略的配合者和代言人。在美国人看来，无论是32年前的伊朗国王巴列维，还是10多天前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似乎都起过这样的角色作用。可当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将巴列维赶下台后，美国也弃之如敝屣，连他想携家人前往美国定居的申请都被驳回。由于美国的“变脸”，在今天穆巴拉克的身上，人们仿佛看到了巴列维的影子。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反恐重心直指中东，并不失时机推出“大中东民主计划”。美国认为，唯有“民主化”才能消除中东的“反美恐怖主义”。然而，面对当下中东一些国家接踵而至的“民主化运动”，美国并未一味叫好，而是在“有选择性干预或淡忘”。最鲜活的例子是，美国乐见伊朗、利比亚等国尽快通过“民主”改变颜色，而对驻扎了美军重兵的中东国家，美国则强调“情况不同”，在“看碟下菜”。事实正如瑞士《巴塞尔日报》一篇报道所言，美国对中东的民主并没有真正兴趣，美国推进中东“民主化”只是出于自身利益。

明乎此，人们就不难理解，那些“民主、自由”等美国经常挂在嘴边的“崇高理念”和“普世价值”，那些对中东各国各个阶段的态度，为什么变化多端了。只有一条是恒久不变的，那就是美国要掌控中东的战略利益。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2月25日）

◆ 赵可金：美对外转嫁危机  酿北非动荡恶果

近期北非和中东地区有关国家的持续动荡，有其深刻的世界经济和社会根源，既是全球金融危机最后一波后遗症的产物，也是美国主导世界能力下降的结果，但说到底是美国金融危机和两轮扩张性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向海外转嫁危机造成的恶果。只要全球金融危机的内在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此种动荡就会持续。

当今世界是一个高度全球化的世界，生产要素和资源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优化重组，世界经济相互依赖所产生的“蝴蝶效应”日甚一日。在全球资源重组的过程中，任何一个地区的动荡都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深刻影响。广大非洲阿拉伯国家地处全球经济链条的战略咽喉地带，长期扮演着世界经济发动机的“燃料库”角色，这些地区的风吹草动都将对世界石油供求、石油美元的流向以及世界经济心理的预期产生复杂难测的影响。想当年的“石油战争”，对西方世界造成了沉重打击，令不少国家此后长期陷入痛苦的“滞胀期”。

长期以来，过于依赖能源作为国家经济支柱，使得非洲阿拉伯国家的经济结构严重扭曲，源源不断的石油开采喂肥了一大批腰缠万贯的亿万富翁，难以消化的巨额财富以石油美元的形式回流世界资本市场，没有转化为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没有及时弥补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当全球金融危机和一些国家以邻为壑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推行后，广大社会中下阶层陷入了通货膨胀、收入锐减和生活拮据的泥潭。越是奉行亲美和附和路线的政权，所承受的来自民众的压力越大，政局也就越发动荡。因此，有关国家要想在短期内治愈危机的根源，几乎是不可能的。

此外，在有关各国自顾不暇的时刻，对非洲阿拉伯国家的救援和治理必然难有作为。迄今为止，不仅联合国的危机外交迟迟没有下文，就连一些传统上不甘寂寞的国家也陷入了左右为难的焦虑。

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大国可能会趁着非洲阿拉伯国家立足不稳之际，采取更加不负责任的政策，将局势搅得更加复杂难测，从而谋求不可告人的政治经济利益。一旦发生此种情况，不仅世界经济将在短期内复苏无望，甚至还将引爆一连串政治安全危机，令世界陷入局部战争的泥潭。

北非中东变局事关世界和平发展的未来。眼下最紧要的是有关国家在联合国的框架内抓紧出台一系列密集的预防性外交行动，协同各方政治力量，回到谈判和对话的轨道上来，稳定地区和国家局势。惟有如此，全球经济复苏才会有乐观的未来。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资料来源：人民网2011年2月25日）

◆ 江涛：突尼斯危机的“颜色”

岁末年初，遥远的北非国家突尼斯“乾坤大挪移”。2010年12月17日，南部某地一名在街头售卖水果的青年，因抗议执法人员粗暴对待自焚身亡，导致当地居民与国民卫队发生冲突。此后，突尼斯多处地区相继发生大规模骚乱。面对如此危局，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似乎没有采取任何有力措施，在2011年1月14日突然离境，避难沙特阿拉伯。而在突尼斯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经过博弈，组成团结政府，局势正逐步平静下来。

突尼斯的这场骚乱历时很短，但是给人们留下的思考是深刻的，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这场骚乱到底是什么“颜色”。醉心于颜色革命的学者和媒体认为，这场变革是20世纪末期以来中亚和东欧国家的颜色革命的继续和在阿拉伯世界的延伸。鉴于突尼斯的国花是茉莉花，因此他们将这场变革称为“茉莉花革命”。

严格意义上说，突尼斯尽管实现了政权的更迭，但是烈度并不大，也不是对立的两派势力为争夺政权而进行的非暴力斗争，其目的更不是为了实现“民主和自由”，这种动荡还远远达不到“革命”的标准，它充其量也就是一场社会危机，把它定义为颜色革命的人本身就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问题。

当然，这场危机并非没有色彩。在很多突尼斯民众（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和下层百姓）眼中，这场动荡是“灰色的”。近二十年来，突尼斯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国际形象开明，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其持续偏高的失业率，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下，突尼斯的就业环境日趋恶化。加上其支柱产业——旅游业深受影响，许多民众眼中的现实和未来都是灰色的。失业青年、街头小贩的自焚行为就是这种灰色忧郁的极端反映。

就这些骚乱而言，经济因素是主因，但是其背后的政治背景不可小觑。1987年，本·阿里通过不流血的夺权战登上政治舞台。在其执政期间为突尼斯的经济成长作出了不少贡献，但是其将权力集中于少数的政治家族、不容忍不同意见、不重视民众的改革呼声等，都使得突尼斯政治蒙上了一层“黑金”色彩。新的团结政府刚刚成立后，就宣布将设立“政治改革高级委员会”、“清算贪污腐败和行贿受贿行为全国委员会”、“清算近期滥用职权行为全国委员会”等机构，着手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改革，这也许是除去黑色的第一步。

突尼斯骚乱的效应也可能在其他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发酵，但是对于广大突尼斯人民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重建秩序。在他们看来，突尼斯最需要的是“绿色”，因为绿色象征希望，绿色也代表着可持续的和包容性的增长。

（资料来源：《瞭望》2011年第4期）

◆ 陈向阳：埃及动荡局势复杂影响

埃及地处亚、非、欧三大洲结合部，境内的苏伊士运河乃全球“命脉”之一，加之埃及素为阿拉伯世界中的“骨干国家”，地缘战略位置极其关键，其政局演变不仅牵动阿拉伯世界，对“大中东”乃至全球战略形势亦有影响，因而引发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不同寻常的关注。

五大影响

从1月25日始发的埃及乱局，带来的复杂影响大致有五：

其一，可能波及更多的中东阿拉伯国家。

中东阿拉伯国家地缘邻近，国情相似，面临的社会问题与矛盾不尽相同，随着互联网与卫星电视的日益普及，一国社会动荡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尤其是埃及一贯扮演“关键角色”，埃及乱局容易产生扩散效应与连锁反应，中东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政局变动值得进一步关注。

　　其二，引发中东格局重组。

　　包括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几大力量之间的此消彼长与相互关系调整；阿拉伯国家内部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的互动；执政当局与反对派、民间社会之间的博弈等。

　　其三，久拖不决的“中东和平进程”可能变得更加困难。

　　中东问题素为国际关系的“老大难”，其核心是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也是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埃及一直是“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推进者”，随着其政局持续动荡，“中东和平进程”将更加回天乏术。以色列对此看得很清楚，并对“后穆巴拉克时代”的以阿关系忧心忡忡。以总统佩雷斯指以色列将永远铭记穆巴拉克在位30年为以埃两国和平相处所作出的贡献，担心穆巴拉克一旦被推翻，埃及最有组织的反对派“穆斯林兄弟会”可能上台；而他认为该组织是不会带来和平的。

　　其四，干扰地区经济发展与全球经济稳定。

　　苏伊士运河连接全球两大经济区域——欧洲与亚太，也是波斯湾石油通向欧美的“捷径”，埃及政局动荡令人忧虑苏伊士运河能否继续畅通，不仅引发国际能源、金融与大宗商品市场的异常波动，而且也为“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增添新的不确定性。埃及乱局业已推动油价突破100美元，为2008年10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埃及本身的旅游业与经济增长更是备受冲击。

　　其五，美国的“大中东战略”与全球战略面临“考验”。

　　一方面，将直接冲击美国的“大中东战略”。如埃及出现“新面孔”乃至“激进化”、“伊朗化”，美国将丧失一个在中东的重要盟友，届时“听美国话的”国家将越来越少，“不听美国话的”国家越来越多，美国在中东的“主导权”将被侵蚀。美国唯恐“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掌权，奥巴马总统称“穆斯林兄弟会”具有反美意识形态，并指其“虽很有组织，却缺乏群众基础。”此外，美国在中东的反恐“大业”面临挑战，埃及乱局及其蔓延使得宗教极端势力趁机滋长，“基地”组织及其阿拉伯半岛分支在也门等地蠢蠢欲动、企图浑水摸鱼。

　　“大中东”目前仍为美国的地缘战略之重，美国在“大中东”的利益依次包括：反恐；维护以色列的安全；遏制伊朗；收拾伊拉克与阿富汗“残局”；推进“民主价值观”。而从美国对埃及事变前后态度的微妙变化也可看出，事实上现实的利害关系要远比“民主”高调更为重要。

　　另一方面，美国将其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大计”面临新变数。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力争早日摆脱伊拉克与阿富汗“两场战争”的“梦魇”，将主要精力由“反恐”转向“应对崛起大国”，并为此极力推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2010年美国“抓住机遇”、“如火如荼”地东移亚太，2011年美国原准备“再接再厉”地“大干一场”，但现如今埃及骤生变局、“大中东”又出“新乱子”，美国唯恐埃及亲美政权垮台与反美、反以政权上台，阿拉伯国家温和派失势与激进派、强硬派得势，将不得不花更大精力应对中东乱局；美国“东移亚太”恐被打乱“节奏”、难以顺利推进。

　　两大“推手”

　　埃及等国的乱局表明，当今世界除了全球化与多极化两大“驱动力”之外，还有信息化与民主化两大“推手”，须引以为戒。

　　埃及等国乱局确有其政治制度“年久失灵”与僵化停滞的缘故。应看到，“民主化”与大众政治参与也是一股潮流，阿拉伯国家传统的“威权体制”与“强人模式”难以为继，其终身制、家族制、世袭制亦不可持续。发展中国家须立足国情、顺应潮流、顺势而为、与时俱进，及时构建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在维护社会稳定与维护公民权利之间取得动态平衡。否则，“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即便是长期执政的“强人”，也难以“善始善终”，难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铁律的惩罚。

　　搞好经济民生与社会公平是关键。中东多个阿拉伯国家政局动荡，一个共同原因就是经济没搞好、经济出问题，包括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年轻人大量失业等，再加之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分化严重、既得利益集团与特权阶层垄断社会资源、腐败失控与任人唯亲，以至于怨声载道、人心思变，经济与社会矛盾日积月累、最终叠加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

信息化与互联网时代的政治更加敏感复杂。突尼斯“变天”与埃及乱局反映了“脸谱”、“推特”、“微博”与“社交网站”等新媒体的威力，其一呼百应、聚集放大、扩散蔓延效应惊人，执政者应将有效监管与妥善疏导相结合，维护自身公信力，掌握政治话语权，争取舆论主动权，尤其应注重对社会与政治突发事件的危机管理，既不可掉以轻心、麻痹大意，更不可麻木不仁。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资料来源：《瞭望》2011年第6—7期）

◆ 唐继赞：中东局势平添诸多变数

鉴于埃及在中东事务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埃及“政治地震”和穆巴拉克下台，无疑将对中东格局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中东局势将因此平添诸多变数。

变数一：埃及或将长期陷入混乱。穆巴拉克的铁腕统治，曾使埃及政局保持了30年的基本稳定。人民虽对一些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不满，但总体上生活还是安定的。不过，随着穆巴拉克时代的终结，百姓群龙无首，反对派和自发的青年运动一时难成气候，且各立山头，各有诉求，混乱、无序的局面短期难抑。再加上趁乱逃出监狱的2.3万各类犯人游离于社会，更增加了打、砸、抢、烧等社会治安问题。

　　另外，军方虽有权威，但军管时间一长，百姓也会不满。作为前政权既得利益者之一的军方，能否较长时间驾驭局势，令人质疑。

　　甚至可以预见，今后一旦诉求不能满足，一部分人还会上街闹事。因此，埃及政局能否尽快重回稳定，存在较大变数。

　　变数二：美埃关系或将重新定位。在穆巴拉克时代，美、埃关系密切，穆巴拉克被美国视为可靠盟友。在美国人的心目中，穆巴拉克在维护美国中东战略利益、支持美反恐战争、抗衡中东伊斯兰极端势力膨胀、遏制伊朗坐大以及维护以色列安全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穆巴拉克下台后，美国需要寻找新盟友。但事发突然，令其措手不及。在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可供美国选择的对象似乎不多。

　　首先，埃及最大的反对派是穆斯林兄弟会。虽然有消息爆料，美国已经两面下注，同该组织私下接触，但其极端伊斯兰色彩过浓，不能让美国人放心。

　　其次，民意支持者巴拉迪，倒是“民主”的倡导者，但他在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期间，与美国和西方合作并不融洽。在美国看来，巴拉迪对待伊朗过于温和。

　　至于其他势力，一时难成气候。美埃关系有出现暂时真空的危险，足令美国人不安。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在埃及局面的岌岌可危，直接影响了唯一超级大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中东民众在这次动乱中发出的最强音之一，就是要亲美政权下台。似可断言，埃及未来的领导人无论是谁，都会重新审视埃美关系。

　　变数三：以埃关系面临挑战。以色列同埃及于1979年签署和平协议，打破了阿以不战不和的局面，从此以色列的安全基本得到保障。埃以和平协议虽是其前任萨达特签署，但穆巴拉克一直珍视和维护埃以和平，并在推动巴以和谈中起了重要作用。以色列视穆巴拉克为可靠朋友。

　　以色列领导人在埃及剧变后普遍认为，以埃关系前路坎坷。同哈马斯和真主党关系密切的穆兄会，很可能会在埃及新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据报道，埃及军方成立的7人修宪委员会中，唯一的反对派代表就来自穆兄会。这势必会影响未来以埃关系的走向，甚至可能威胁埃以和平协议的生存。值得重视的是，第一个发出破坏埃以和平协议信号的还不是穆兄会，而是埃及重要反对派人物、可能成为新总统候选人的明日党主席艾曼·努尔。努尔2月13日发表谈话时称，埃以戴维营协定已不再符合现状，需重新评估。埃以和平协议的基础，正是戴维营协定。另外，穆巴拉克关闭同加沙地带的边界，变相配合了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封锁。今后的埃及能否继续这样做，是个未知数。

　　变数四：中东剧变或有助于伊朗。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此次阿拉伯“政治地震”，赢家是伊朗。阿拉伯世界的动乱，有利于居于反对派地位的伊斯兰势力的膨胀，自然有利于与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伊朗伊斯兰政权。而伊朗在中东坐大，绝对是美国和以色列最不愿看到的。

　　伊朗是同美国唱对台戏的中东大国。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就同美国结下了不可调和的仇怨。尽人皆知，陷入僵局的伊朗核问题，症结就在美伊关系。伊以关系更不必说，伊朗总统内贾德曾不止一次放言，要把以色列从世界地图上抹掉。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阿拉伯世界剧变将成为美以关注中东的重点，从而可能放松对伊朗的压力，这自然有利于伊朗。

　　变数五：阿拉伯世界或难避多米诺骨牌效应。埃及被公认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埃及剧变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北非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西亚的也门、约旦、巴林等阿拉伯国家，都出现了效仿埃及的反政府示威行动。由萨那大学生带头闹起来的也门民众反政府示威，已经迫使在位33年的萨利赫总统放弃了再度连任和传位其子的念头，并答应改善民生和进行改革。但是，示威民众并未就此罢休，也打出了要求萨利赫立即下台的口号。在埃及和突尼斯的强势政府垮台后，就连百姓生活比较富足的海湾国家的领导人，也对自己的执政前途感到担忧。他们一方面加强安保措施，一方面以改善民生安抚民心。

　　阿拉伯世界出现全面动荡的迹象逐渐显现，这无疑会使命运多舛的中东雪上加霜。中东局势的发展令人关注。

（作者为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资料来源：《瞭望》2011年第8期）